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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博物学家眼中的近代中国:异域中的帝国与自然


作者=仙朵拉


“博物学”一词本是舶来品,是对英文“Natural History”( 拉丁文Naturalis Historia)的传统汉译。从“History”最初的含义“调查、研究、探寻”来看,“Natural History”是指“对所有自然事物的调查和研究”,它是西方近代科学的起源,西方的博物学又可以称为博物科学。西方学者对博物学的分类研究可以追溯到理性科学的代表人物亚里士多德,他的相关著作有《动物志》、《动物的器官》、《动物的运动》等。亚里士多德从事的这种知识分类研究强调收集和鉴别“事实”,然后是对之描述和命名,最后是分类编目。后来,经院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不仅大力推崇新的科学试验方法,更是把博物学纳入了科学认知过程之中,认为博物学是新形式自然哲学的必经之路。培根著名的归纳法分为三个阶段,收集足够多的资料、分类列表、谨慎归纳。其中收集资料是博物学家的工作。之后的皇家学会遵循了培根的思想,保持了博物学的研究传统。
而在中国,从上古一直到晚清时期,单从知识分类的角度讲,没有和西方一样的博物学传统和研究体系,但是中国的“博物”观念却是很早就有了。如果翻开现在的汉语词典,我们会发现“博物”的意思主要有四个:1.通晓众物。2.指通晓各种事物的人。3.指万物。4.旧时对动物、植物、矿物、生理等学科的统称。在中国传统的认识中,“博物”这一概念主要包含一、三两项,即“物”与“博”两个层面。
“物”不仅指自然界的事务,还包括了万事万物,甚至包括了人文社科知识,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中国传统的博物著作,比如《山海经》、《博物志》中会出现各种神话传说和历史事件。而从“博”这个层面来看,中国古代博物学著作撰写的宗旨就是为了拓展人的视野、增加见识,而并不是像西方博物学一样纯粹为了了解自然事物而对其进行观察研究。这样的特质,可以在诸如《诗经》、《尔雅》等著作中略见一斑。因此,中国古代的博物学传统重点指人而不是物,目的是为人服务。这就决定了中国传统博物学具有非常明显的人文性和实用性。
事实上,不仅东西方了解、认知世界的方法论有着天壤之别,对待“博物学”态度也不可同日而语。
17-18世纪,随着西方启蒙运动的兴起,博物学在当时的欧洲强国英国得到了繁荣和发展。18世纪中叶,瑞典的植物学家林奈的命名和分类体系传入英国,很快博得了一大批英国博物学家的亲睐。与之前备受诟病的博物学研究方法相比,林奈的分类法简单明确且便于交流和传播。这既迎合了大航海时代新物种层出不穷对简单分类法的需求,也迎合了没有植物学专业背景的大众获得一种“高贵文化”的需要,从此他们也可以像贵族和中产阶级一样从事博物学活动了。于是,林奈体系的引入成为了英国全民“博物热”的催化剂。收集、辨别、赏玩奇花异草一时成为从贵族到平民的一种时尚休活动。而在中国,搞博物研究被当成不务正业,虽然自然资源丰厚,但从来没有产生过全民博物热潮。
18-19世纪,东西方“博物学”泾渭分明的时段结束了,随着英国的殖民扩张,博物学的发展在远东的殖民国家也得到了强劲的推进。领事、商人、官员和传教士或因自身兴趣,或因利益驱使,纷纷成为大英帝国在华的博物学“特使”,热衷于探索东方古国的珍花异草。西方博物学家在华期间的科学实作,不仅为中国当时沉闷的博物界带来了勃勃生机,也引发了不少有意思的文化遭遇事件。《知识帝国》这本书便给我们描述了这样一段有趣的历史。
流产的“中国大英博物馆”
18世纪中叶之前,英国人少有机会对中国自然界进行调查。18世纪中叶以后,英国逐渐取得欧洲对华贸易的主导地位。随着贸易量的增加,越来越多的英国人来到了中国。因为英国博物学盛行的缘故,这些人中有不少博物学爱好者,这也正好为科学研究提供了人力与资源。1757年,清政府改变了对洋人的政策,将对外贸易活动限制在广州一个港口(后被在华洋人称为“旧广州时期”),一直延续到19世纪中叶。
18世纪晚期,来华的博物学研究者大部分都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成员。他们收集动植物标本和相关科学资料时非常依赖于与中国人之间的贸易往来。那时,东印度公司广州分行和其他分支机构一样,内部风行的是一种吃喝玩乐的气氛,而非认真追求学术的风气,但是也不乏像斯当东这样既年轻又受过良好教育的英国绅士。
19世纪20年代末,广州分行成员开始酝酿成立一个博物馆,并取名“中国大英博物馆”。《知识帝国》
(美)范发迪/著
袁剑/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年1月
英国人兴建这座博物馆的初衷有二:
首先,作为在华博物学研究的辅助机构和进行自认为的“文化教化使命”。
19世纪,园艺和博物学在英国本土蔚然成风,而中国富饶的自然资源自然称为英国博物学工作者们收集标本和进行科学研究的后花园。广州分行的成员们认识到,必须得成立一个当地的科学机构来辅助自己的博物学研究。同时,如果能在中国成立一个博物馆,让中国人亲眼见识到欧洲人研究博物学的动机和成果,说不定能激起中国人对西方博物学的兴趣。
其次,作为中英商贸的展示窗口,促进贸易。
这些英国人认为,商贸与科学密不可分,提出“商贸活动是现代科学发现的先驱。”所以这座博物馆就不能只展示一排排的动植物标本和矿石,还有陈列中国哪些有 “竞争力”的手工艺品和其它制造品的样本。这样一来,“中国大英博物馆”就具备了既可以满足科研需求,又能对贸易有所助益的双重性质,何乐而不为呢?
不过遗憾的是,广州分行因1834年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权终止而解散,因此这项宏伟的“中国大英帝国博物馆”计划最终流产了。
即便项目最终还是失败了,但最初的倡导者们一直坚持建馆计划的基础是英国博物学者对文明进步的理解,这代表了当时大多数受过良好教育的英国精英、贵族们的观点。商业、贸易、有用的知识和公平竞争正是成熟文明的基石。
广州画师笔下的“西洋博物画”
如果说“中国大英博物馆”计划并未在当时的中国留下什么痕迹的话,那么“西洋博物画”技法的传入则着实为中西文化的碰撞抹上了绚丽的一笔。
由于当时的英国博物学家们只被允许在一定区域内活动,所以进入中国内地采集标本的事就不得不靠中国人来完成。用这种方法得到的标本少而又少,也很难在远洋航行中存活,博物学家们只得另辟蹊径解决这个难题。
18世纪末时,欧洲已经发展了一套成熟的标准化词语体系来描述标本可以观察到的特征。这套体系的优势是词语精确到可以让受过训练的科学工作者通过这些术语对标本进行描述,彼此间进行有效地沟通。然而由于缺乏教育、训练和实践,对于那些受雇于英国人的中国采集者来说,想掌握它却是十分困难的。于是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们想到了使用图画来替代语言体系描绘标本。这些在华博物学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约翰.里夫斯。他主张利用广州的洋画行业,雇佣当地画师来绘制标本,即博物画。
其实,类似的合作在18-19世纪的印度也很已颇为常见。当时许多印度画师已经根据英国雇主的要求调整了绘画的方法和风格,绘制博物画。在广州,这种合作因为中西方文化的差异,经过了十分有趣的碰撞,最终使中国画师的博物画形成了集科学和艺术价值于一身,既精确又具观赏性的独特风格。
中国传统典籍中的植物和动物画,注重写意,往往比例不对,风格上抽象大于具象。《本草纲目》式的植物画强调突出有用的、局部和重点的部分,比例严重失真,完全满足不了这些博物学家提出的将植物加以完整、客观描绘的要求。对英国博物学家们而言,除了少数能够剥制并长期保存的标本,还有很多无法长期保存、原样带走的动植物标本,需要画下来才有后续价值。这就要求博物画和绘制必须符合这种西方博物学实作的特点,于是中国的西洋画师作坊随之产生。
西方人对博物画的要求和中国画师原来受过的训练截然不同,致使英国博物学家的要求对中国画师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即使在具体的要求之下,画师在绘制过程中仍会有一些无法改掉的习惯。比如中国画师在画鹤这样带有典型中国文化意涵的图像时,总是情不自禁地将鹤的一只脚藏起来,让鹤的眼睛平静地看着前方;在画梅花的时候,总是着力表现出梅花的风骨,而不是按照实物完全照搬。而西方博物画要求精确的反应动植物的生物特性,看重的是忠实地再现不能被带到英国本土的那些奇花异草、飞禽走兽的原貌。
最终,两种文明在博物学绘画这样具体的实作中经过不断地混合、调和与杂交,使得中国画师笔下的博物图鉴日臻完善,成为了19世纪早期英国人获取中国博物知识的重要来源,为远在英国的博物学家们提供了独一无二的自然科学数据。
传教士汉学家与博物学
由于英国人人在华活动区域的受限以及政治现实和制度的束缚,许多英国博物学家遥望着中国地大物博的内地却求入无门,只得从汉学著作中打开一扇窗,窥视广袤的自然博物资源。19世纪后半期,英国人在华的学研究逐渐从日益专业化的汉学中汲取力量。
汉学与博物学的联系在19世纪前就以开始了。耶稣会士们自16世纪起进入中国传教,在近代早期向欧洲传播有关中国的信息方面扮演了关键角色,其中就包括博物学研究。当时,极少有欧洲人懂中文,几乎所有的欧洲学者们都不得不从耶稣会士的著作和记录中寻求帮助。
耶稣会,作为罗马教廷的“精兵”,是一个全球性的集权制修会。耶稣会自16世纪创立时起,就开始向远东国家派遣传教士。耶稣会士们通常经过15年左右的学习和培训,在进入他国传教时要先学习该国语言、文化、风俗,为迅速适应当地社会和进行传教做准备。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很多传教士都成为了著名的汉学家。无独有偶,这些教会等非科学机构也造就了博物学方面的研究者,并为搜集和传递科学信息提供了交流网络。
法国耶稣会士韩国英是传教士中醉心研究博物学的代表人物。他18世纪中期后来华,曾担任清朝宫廷机械师、园艺师等职。他与当时的法国国务大臣的贝尔坦私交甚笃,曾寄给贝尔坦很多有关中国国情的论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贝尔坦的中国观。韩国英博学而谦逊,论著颇丰,对中国语文和历史有浓厚兴趣,研究过中国天文学、地质学、化学与动物学,尤其关注植物学,算得上是传教士汉学家中“杂家”的代表。

韩国英,和另两位耶稣会士巴多明、汤执中,一直持续地向欧洲寄送有关中国植物的书简及信息。他在传教地进行田野调查和标本采样,撰写植物图谱类书籍,襄助法国了解中国物种情况。此外,他和另一位法国耶稣会士钱德明共同编纂了18世纪欧洲汉学巨著《中国杂纂》。由他本人撰写或翻译的文章多达63篇,题材涉及博物、社会、历史、政治、语言、文学、医学等,其中博物类文章占了三分之二多。
韩国英为代表的17、18世纪的耶稣会士为中国植物知识的西传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们兼具汉学家与博物学家的双重身份,拥有介于中西治学之间的独特视野,将注意力从传统的中国历史文化转向博物研究,对中国的自然科学进行观察、记录与分析。他们对中国动植物的调查常常会借助中西语文学、地理学和历史学方面的研究,同时运用汉学家的学识加以分析、比较和诠释文献,因此开创出了传教士汉学研究的一个独特论述领域:汉学博物学。通过这种跨学科和跨文化的知识传译,进一步打开了欧洲人的眼界,成为当时和后来欧洲本土科学家探索远东自然科学知识的丰富源泉。
虽然本书的重点并不在研究中国博物学演变的历史,不过我们从种种史料中不难看出,其实“近现代中国博物学”是在近现代“西学东渐”背景中产生的,是融合了西方博物学与中国传统博物学的一门学问。而回顾18-19世纪晚清历史,西方国家在当时之所以拥有霸权,靠的并不止是武力技术优势,更源于一个强大的“知识帝国”在那里,知识被充分整合起来,形成了人人爱知识、求知识的局面,知识聚累已成为了国家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现代科技崛起,如今博物学已衰落,但欧洲各国的博物文化依然保存。一有闲暇,人们便回到大自然中,在观察、发现、采集中获取乐趣,这也成为欧洲科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样一段很容易被忽略的历史实在发人深思。我们不禁要思考,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该如何构建我们自己的知识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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