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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张锋】打给妈妈的电话 ——母亲去世三周年祭

打给妈妈的电话——母亲去世三周年祭原创 张锋1这几天恰逢的中国国庆和中秋双节长假,在家乡的兄长半个月前临时决定把母亲去世三周年的祭奠仪式按照乡俗、提前在这个假期操办,以便在外地工作的亲戚们前来祭拜。而我这个远在加拿大的儿子,由于中加两国的疫情现状和防疫政策的限制,无法在这个时间返回家乡给母亲尽这份孝道。看着亲戚们在微信给我发的老家和祭奠现场照片,使我对母亲日日夜夜的思念又加重了几分,闭上眼睛,母亲的音容笑貌就浮现在我脑海里。于是我决定写点东西,以文当泪,献给在天堂的妈妈,也希望能够减轻我对妈妈深深的负疚感。
三十多年前的七月中旬,即高考后的第二个星期,按照学校规定高考毕业生必须返回县重点中学,给自己的高考成绩估分、并且填报大学志愿。根据估分,我的成绩可能高于重点线30分。在和班主任简单的商量后,第一志愿毫不犹豫地填报了中山大学。当时天真、少年不知愁滋味的我就是想离开闭塞的秦岭山区农村,到当时中国最繁华、最开放的大城市去看外面的世界。
填报完志愿、和同学们一一道别,在那个炎热的下午、骑着那辆伴随我高中三年的红旗牌自行车,沿着蜿蜒的山路、风风火火地赶回到十七公里之外的家。进了家门,妈妈已经做好了饭等着我。”你志愿报好了?“妈妈迫不及待地问我。”嗯,上个重点大学没问题。“从小学习成绩一直在班里名列前茅的我信心满满地回答。当她得知我报的是中山大学,就问”中山大学在啥地方?”“在广东省的广州市,华南地区排名第一个的名牌大学。” “离咱家有多远?“”两千多公里呢,坐汽车、再转火车差不多三天两夜才能到达。”初中文化程度的妈妈好像明白了什么,只对我说了一句:“妈以后能看到我娃的机会越来越少哩。”说完她的眼泪就流了下来。当时我知道妈妈舍不得我离开,但也没有多想别的,更不会体会到妈妈的话意味着什么。
2在上大学的四年,由于饮食、语言、气候、文化等各方面的差异,是思乡的四年。每年的寒暑假来临,就迫不及待挤上那列从广州开往西安272快车,硬座车厢几乎挤满了民工,车厢内寸步难移,即使有座位的我,也不能自由站立和走动,有时候连洗手间都去不了。两天两夜后在陕西境内下车,再转长途汽车翻越秦岭,到达家里的时候经常是第三天的中午前后。有时候是妈妈站在村口翘首以盼地看着进山的每辆长途汽车,有时候妈妈派遣堂哥的女儿在村口迎接我。有好几次等我到家的时候,双脚浮肿的像两只大馒头,妈妈看到我的脚心疼地直掉眼泪。
大学毕业后,我幸运的留校工作,这与妈妈想我回陕西工作的愿望相违背,但为了我的前途,妈妈还是接受了这个现实。为了安抚父母对我的思念之情,参加工作后我还是差不多能每年回老家两次,而且还带上志同道合的女朋友、后结为姻缘的妻子,这个结果可是让父母心里乐开了花。在香港回归前,我幸运地到了香港读硕士,但还是保持着每年回老家两次的节奏。1998年,父亲不幸身患恶性脑瘤,即使做了手术,也没有挽救父亲的生命。父亲的离世,对全家、尤其是妈妈是个巨大的打击,妈妈在后来的十九年里始终没有从父亲去世的阴影里走出来。我们生大儿子的时候,妈妈来到广州帮助带孩子,曾住过一年的时间,但后来还是回到了她认为生活最舒展的老家农村。
二十年前,我来到加拿大温哥华的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BC)读博士,之后定居于此,于是回家的机会少了。开始时差不多每年的暑假回去探望妈妈;之后由于我和太太的工作以及两个孩子的上学,能够顺利脱身回老家的机会更少,差不多三四年回去一次。随着妈妈身体状况越来越差,我在最后的三年差不多每年回老家一次。
3在八十年代,我这种来自山村、有二等助学金的学生和父母沟通的方式只有一种:邮资为八分钱的普通平信。每月初是在地质队工作的父亲发工资的时间,父亲拿到微薄工资的第一件事就是去邮局给我汇50元的生活费。而我在这几天,每天都在上午10点前的课间休息时,迫不及待地跑到系办公楼的收发室,看看有没有我的汇款单和信。如果拿到了汇款单,兴冲冲地去中大邮局取款,中午饭给自己多加一个荤菜。吃过午饭,趴在书桌上立即给妈妈写信(和父亲约好,收到款后给妈妈写信,父亲经常回家,会看到我的信)。信里会仔细地向父母汇报自己进来的学业进展、体育活动、社交、校园新闻等等。每月至少一封,有时两封信。而妈妈收到我信后,很少亲自给我回复,要读中学的妹妹给我写回信、有时是父亲回信。父亲的回复经常简短,大多用辞为:收到来信,心里甚愉;家中皆好,吾儿勿念。妈妈很惦记你,定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如生活费不足,务必让父亲多寄钱给你。妹妹的回信会写多点信息,会把家里的一举一动告知我;有时说我离家返校后一个星期妈妈都在偷偷地抹眼泪;有时候说妈妈多养了两只大公鸡,等我下次回家杀了吃。总之,在大学期间收到家里的来信,是最高兴的事情,经常把信压在枕头下,晚上睡觉前再读一篇。
这种依靠家书沟通的方式一直延续到九十年代中期的大哥大年代,自己有了人生中第一步BP机,可是靠大学微薄的工资不够安装座机电话,根本买不起象征财富的大哥大。那时可以买长途电话卡,经常去街边的电话亭给别人打电话。96年的时候,退休在家的父亲终于花巨资给家里装了座机,这是村里的第一部电话,当时妈妈在村里给很多人说,家里的安装了专门接听在外工作的儿女们的电话。那时我拿着长途电话卡,每个礼拜在街边的长途电话厅给父母打一次电话,但通话时间都很简短,通常都是五到十分钟简单的问候。从那时起,给父母写信就越来越少了。
九十年代末,我终于鼓起勇气给自己买了部诺基亚手机,并且安装了座机电话,这样终于实现了BP机、座机、手机三样齐全,我和家人沟通进入了电讯时代。从此,我给妈妈打电话不拘时间,有时一个星期好几个电话,只要能让独居在老家的妈妈开心,我可以随时打电话。
来到加拿大后,发现从加拿大打给中国的长途电话卡是每分钟加币两分钱,和中国的话费相比,仿佛是不要钱似的。于是,我和妈妈约好,每到周五或者周六加拿大时间的晚饭前后、中国时间周六或者周日上午至中午时间,我一定给妈妈打国际长途。这样的电话就慢慢成了煲电话粥,一打就是半小时、一个小时。我和妈妈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少,但煲电话粥时间缺越来越长。
过了几年,大哥干脆给妈妈买了部手机,俗名“老人机”。开始时妈妈只会接听电话、充电,需要打电话的时候,必须带上老花镜看着她笔记本写的电话号码。慢慢地,家里的晚辈们教会了她如何贮存电话号码、如何拨号。除了这些,妈妈不会用手机的其它功能。好几次,我想给妈妈换智能手机,可学使用智能手机对妈妈来说比登天还难,我只好放弃这个念头。
4在过去的二十年,周末给妈妈打电话成为雷打不动的规律。如果一个周末没有接到我的电话,妈妈就会着急地胡思乱想。有次我去美国出差十天,打国际长途不方便,没想到妈妈竟然逼着哥哥给我打电话,担心我出了什么事。后来,如果我出差,就提前和妈妈讲好我下次给她打电话的时间,这样她不用胡思乱想。同样,如果我连续两天打不通妈妈的手机,就担心她老人家是不是生病了、住院了、手机坏了,也会给哥哥电话,问问出了什么事。
这样的电话,就像写好的剧本,每次聊天内容的顺序都大同小异。电话接通后,都是我先问候妈妈,问问她最近一个星期饮食起居、健康状况如何。因为妈妈有高血压和血栓,每次我都要叮咛她准时吃药、如果身体有异常,务必告诉大哥,让他带妈妈去县医院看病。当然每次妈妈都说自己身体没啥事,让我不要担心。
接下来的内容是妈妈会告诉我家里和村里发生的事。如果是上午接到我的电话,妈妈十有八九在院子的花园里摆弄她的花花草草、或者给蔬菜浇水除草。妈妈经常不无骄傲地说,她种的菠菜、韭菜、西红柿、黄瓜、豆角、辣椒硕果累累,她一个人吃不完,等着在县城工作的大哥和妹妹回来拿、或者送村邻。同样,院子里的桑树、杏树、桃树结的果子也等着哥哥回来摘。如果是午后的电话,妈妈通常会去村里的某位大妈家串门,一边手里忙着针线活、一边和大家诉说着东家长、西家短的事,妈妈在电话里会把这些事也唠叨给我听。有时,妈妈会去镇集市上转转,给家里添置点杂货。走累了,就坐在表姐布料店里休息,说不定能碰上住在附近的两个舅舅或者赶集来的大姨两口。这样就更加热闹起来,兄弟姐妹四个有聊不完的话题。碰上我打电话来,妈妈肯定把扬声器打开,让每个亲戚都和我聊聊。
有时妈妈会去县城的哥哥或者妹妹家里小住几天。碰到这样的机会,我和妈妈通过哥哥或者妹妹的微信视频,所有的事彷佛在做直播,而那种远隔万里重洋的感觉会一扫而光。
5妈妈知道我工作繁忙,在电话里很少主动问及我什么时候回老家探望她。随着妈妈逐渐老去、身体状况不断恶化,我当然能希望能多回家看看。2017年夏天,我告知妈妈在国庆期间会去看望她,这当然让妈妈激动了好一阵子,可是由于工作的原因我食言了。12月初的那个周末,妈妈住在县城的哥哥家,我和妈妈微信视频,告诉她我一定在春节时回国,和她好好过个春节,这又让妈妈变得好激动。
2017年12月9日晚,我加班回到家,刚刚端起饭碗,接到妹妹的微信呼叫,在妹妹哭喊中我得知妈妈突发脑溢血,已经深度昏迷、命悬一线。焦急万分的我在半小时后赶到了温哥华机场,祈祷着能有张机票连夜赶回中国。庆幸的是,买到了半夜飞往香港的最后一张机票,经过香港中转西安,再从西安赶回近二百公里之外秦岭中的老家。晚上6点半左右,当我踏进家门那一瞬间,在那个漆黑寒冷的夜晚,一切都凝固了: 就差那么几十分钟,没有见到母亲最后一面,从此和妈妈阴阳相隔、永无相见。跪在妈妈灵前,摸着体温余热的妈妈的手,我肝胆俱裂、天昏地暗……一切都晚了,妈妈就这么匆忙地走了,没有留下只言片语,却留给了儿女们无尽的遗憾。
没有了爸爸妈妈,我们兄妹三个一下子心中空空荡荡的,彷佛成了孤儿。在长辈们的照看下,我们兄妹按照乡俗,给妈妈举办了简单而不失体面的葬礼。半个月后,带着无限的遗憾和深深的悲痛,我准备返回加拿大。
我准备收拾行李时,妹妹从妈妈的柜子里翻出来了一袋辣椒面,说是妈妈今年新种的最好品种的辣椒、收获后晒干,借来邻居家的铁碾槽、用铁滚子一粒一粒研磨成细粉,给我提前准备好了。提着这袋辣椒面,想着妈妈辛辛苦苦研磨辣椒的情景,我的眼泪又一次糊住了双眼……
记得有一次,当我临走收拾行李的时候,妈妈送给了我一个惊喜—一对专做凉皮的铁锣锣。原来她老人家无意知道我们在加拿大家里那个蒸馒头大铝锅的尺寸,就在县城的餐具店里专门定制了这对凉皮锣,使我这个爱吃凉皮的儿子在异国他乡能够吃上心爱的食物。
回到加拿大后,我第一次试着做凉皮,完全按着以前观察妈妈做凉皮的步骤。刚开始做的凉皮都不是很理想,心急之下,立即给妈妈打电话求助,原来面糊糊和稀了一点。改进之后,终于吃了可口的凉皮,而且多多少少有了妈妈做的味道。每年夏天,我都会多次为家人做陕西凉皮,其水平比在外面中餐馆的凉皮要好很多。每次我心满意足地看着两个儿子狼吞虎咽地吃凉皮的情景,就想起以前在老家吃妈妈做的凉皮、而妈妈妈慈祥的看着我狼吞虎咽的情景,此景、此情、此意是多么地似曾相识……
6没有了妈妈,在周末固定给妈妈打电话的时间,我竟然极度不习惯,有时甚至不知所措、魂不守舍。妻子看在眼里,明在心头,就对我说:“你可以给老家的亲戚微信聊聊,说说陕西话,说不定心里好受点”。于是到了周末,我通过微信隔三岔五的和兄妹聊聊家常,有时和堂兄弟们说两句,甚至和高中的同学们交流感情。这招还真管用,逐渐地我的周末生活又恢复了平静。
如今,再也没有机会给妈妈打电话了。人生就是这样,只有失去,才知道失去的有多珍贵。随着时光的流逝,我才意识到通过电话,我和妈妈给对方献上情深似海的爱和关怀、诉说的是无限的牵挂、建立的是浓浓的家的情怀。现在我深深第体会到妈妈在我大学报志愿后说的那句话的含义:离的越远,见面的机会越少;而给父母尽孝的机会同样越少。妈妈去世的时候没能见到最后一面,给我的心头留下了永远的疼;而现在母亲三周年祭日,我竟然回不去,彷佛在心头的疼上撒了一把盐。
记得在妈妈葬礼入殓的时候,我特意把妈妈的手表戴在她的左手,在她的右手边放了那部她”老人机“,期望妈妈在天堂能知道时间和时差,准时接听儿女们的电话。有好几次,在我周末发呆的时候,我无聊地翻着手机里的电话本,有意无意地按了妈妈那个熟悉的电话号码,但手机传来的是冷冰冰的忙音。
妈妈,您在天堂有电话吗?如果有,您的电话号码是多少?如果没有,请您和爸爸像往常那样,多来儿的梦乡里相会。
亲爱的爸爸妈妈,希望您们在天堂一切安好!
作者简介:张锋,洛南石门人,1987年洛南中学毕业后,进入中山大学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硕士就读于香港,博士就读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现定居加拿大温哥华,任博顿学院校长,从事教育27年,一直关心家乡洛南的发展。文 艺 顾 问:李江存 王养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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