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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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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 肉 年
文/董邦耀
第一次吃狗肉,便在我生命的天穹烙印下一个硕大的符号,陪伴我的一生。
那正是大浩劫的年代,我上初中。父亲成了“走资派”,下放到遥远的农村劳动改造去了。全家人,仅靠母亲每月38元的工资维持生计。少年不知愁滋味,正值长身体的时候,又迷恋着篮球,饭量奇大。虽然母亲忍饥挨饿,希望能为孩子省下几口,但是家中粮本上口粮总是不到月底就断了顿,又没有粮票补贴。那年月,饭且吃不饱,遑论吃肉偶尔凭几两肉票买来一点猪肉,二指宽,窄窄一条,挂在厨房的铁丝上,仿佛挂着一轮太阳,引得我终日口水淋漓。
现在的年轻人无论如何也难想象,那年月用钱是买不来肉的。对于肉的渴望,在白天,它是我的梦;在梦中,它是我的阳光。
春节到了。母亲狠了狠心,用仅有的布票扯布为我们几个孩子每人做了一身新衣。我和弟弟妹妹们,高兴得走起路来都是轻飘飘的。看到孩子的欢笑,母亲笑得凄然。
有一天,忽然看见母亲垂泪。我说,妈,你给我肉票,我给咱家排队买肉去。母亲凝然不动,泪水却铺了一脸。原来,我们家已经拿不出余钱买肉了。
我不敢再说什么。我能体会到母亲心灵深处的痛苦。“走资派”的家庭,告贷无门。甚至不敢向任何人倾诉我们的无奈与艰辛。也许母亲为了让孩子们高兴,她拭干眼泪,讲起她的童年,她的少年。她讲她的母亲在过年的时候,怎么做狗肉宴。怎么吃得热火朝天。她讲冬天吃狗肉的好处……
母亲毫不经意的闲话,挑起我心中的一缕希望。我想,我长大了,应该为母亲分忧了。父亲不在家,我应该送给母亲和弟弟妹妹们一份惊喜。我于是约了几位要好的同学,带着绳子、馒头和水壶,走出山城,投向荒凉的郊外。我们很快发现了一只黄狗,那么肥实,那么高大。我激动得心都颤栗了。我立即向同学讲解打狗的方法。这需要一个人引狗,一个人套狗,两个人拉绳子。但是谁也不愿担当引狗和套狗的任务,同学们说,他们实在害怕被狗咬。我犹豫了一下。脑海中,忽然闪烁出母亲的眼泪。倏地巨浪般的,一股英雄气概由心底崛起。我昂然说,引狗套狗我都干,你们管拉绳。
我将同学安排到土坎上,将绳套摆在土坎下的地面上。我向大黄狗走过去。我很害怕,那黄狗太大了,倘若站起来,一定比我还高。我瑟缩着双腿走过去,走过去。我分明觉得,我的背后,闪烁着家人的眼睛。一种比泰山还重的责任感,使我的双腿渐渐有了力量。我掰下块馒头,向狗发出呼唤:早早!早早……黄狗似乎也饿了,毫不犹豫地走过来,吃了。我紧张得气也喘不过来,一边退走,一边扔馒头,将狗一步步引向圈套。最后,我把整整半个馒头掰碎,放在圆圆的绳套中间……黄狗终于走到绳套旁边了,俯首吃馍之前,它望了望我。那眼睛是信任的、友好的。我心中油然升起一股怜悯,黄狗已经俯首吃馍了,我却下不去手了。倒是躲在坎上的同学大喊:董邦耀,快套!同学们呼唤回了我的使命,也呼唤回了我的勇气。我倏地俯身,轻轻拾起绳套,在黄狗低头吃最后一块馒头时,我闪电般将绳套套上了黄狗的脖子。我扬起手臂拼命大喊一声:“拉绳子!快!”
那天,我背回狗的两条后腿,还有一张狗皮。
母亲吃了一惊:“你怎么能打人家的狗”
我说是没有人家的野狗。母亲叹息一声,说再不要打狗了,不好。
次日,我将狗皮卖给收破烂的老谢头。他给了五元钱。我紧紧地攥着钱,飞也似的奔跑回家,双手将钱捧到母亲面前:“妈,钱!”我从来也没有这样自豪过。
因为狗肉,我们家过了一个丰盛而欢乐的春节。母亲烹调得非常仔细,将狗肉做成炖狗肉、红烧狗肉,、凉拌狗肉、狗肉饺子、狗肉包子。母亲还特地花五毛钱买了一盒鞭炮,给我分得多,给弟弟分得少。于是春节在狗肉香中,在爆竹声中,在母亲的笑容中,在我和弟弟妹妹们的欢叫声中,悠悠地走过了大年初一。晚上躺在床上,黑暗中,我听见母亲叹息说,你爸要是在家就好了。
我翻身起来,说明天我就把狗皮钱跟肉票、烟票给我爸寄去,叫我爸也吃上肉。
母亲说,你长大了,懂事儿了。
于是这个狗肉年便化作我生命的里程碑,铸进我的灵魂深处。直到此刻,它仍然那样历历清晰,毫不褪色。
(文中图片来源于网络)
作者简介:
董邦耀,笔名:骊山、高言,辽宁大学中文系毕业,原为陕西省交通运输厅史志办主任,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陕西省文学创作研究会顾问、陕西省交通作家协会副主席。1977年以来,文学作品和征文等获奖百余次,出版报告文学集《长安飞虹》(合作、陕西人民出版社)、《大道星光》(太白文艺出版社),个人文集《浅海掬浪》上下卷(中国文联出版社)、散文报告文学集《大道撷英》(太白文艺出版社)和散文集《浪花如雪》(沈阳出版社),主编出版报告文学集、画册《龙脉天路》、《情铸生命线》等,2006年入选《陕西省文化名人大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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