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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曼/黑妞和白匪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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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妞和白匪的故事
文/李曼
黑妞和白匪不是两个人,而是上世纪70年代初我家先后喂养的两只鸡。
黑妞先到,白匪后生。黑妞是默默奉献的功臣得以善终,白匪是耀武扬威的恶霸死于非命。黑白二鸡的故事和命运就自然不同。
黑妞
黑妞很有些来头,只比我二哥大三个月,据家母的说法,黑妞本来要脱生为人,做我二哥的童养媳,但不知犯了什么小错,被闫王爷临时改判来我家投胎为鸡。当然,家母的说法是以黑妞对我家的贡献,以及与我二哥的感情为依据的。我二哥出生的时候,母亲正受着水深火热般的煎熬,白天被造反派批斗,母子分离,晚上二哥咂着母亲的空乳头饿得哇哇大哭。父亲请回一头羊妈妈做二哥的乳娘,到底乳娘比不上娘乳,二哥仍是黄皮寡瘦,常要把自己的小拳头当零食啃。幸好那时候黑妞已经开始红着脸下蛋了。
黑妞是母鸡里的劳模,产量多,个头大,几乎一天一个蛋。最奇特的是它产蛋的方式和神态也与众鸡不同。它下蛋不是在铺好的草窝里,而是在我家大衣柜的柜顶。每次下蛋必先登堂入室,然后纵身跃上八仙桌,再从八仙桌飞上柜顶,不慌不忙地卧下,酝酿情绪。有人在时,还要用黑圆的小眼睛直直地盯着人看。下完蛋,整理一下羽毛,跳到八仙桌上,又从八仙桌上跳回到地上,气定神闲地迈着方步踱到院里,矜持骄傲地模样俨然是刚从产房里出来的产妇。
黑妞前脚走,母亲后脚就跟进来,把热乎乎的鸡蛋蒸成蛋羹,喂进二哥的嘴里。到我出生的时候,我也拥有了享用黑妞鸡蛋的特权。再后来二哥上学了,懂事了,母亲告诉他黑妞是和他同年的,而且他是吃着黑妞的蛋长大的,二哥就特别心疼黑妞,喂食的时候偏着黑妞,有空时捉虫子给黑妞吃,甚至要参与黑妞与别的鸡之间的纠纷。下雨天要把黑妞抱进屋里,还要给黑妞“梳头发”。母亲说二哥“你真把它当成你媳妇了”。
是啊,那时候一只勤于下蛋的鸡在一家人的眼里哪能仅仅是一只鸡呢?那是最高级别的信用社,最能解燃眉之急的活银行,除了尊贵的客人、体弱的婴儿、病人,谁舍得吃鸡蛋呀。我记忆里吃得最香的鸡蛋就是在那个年代一个中秋节的晚上,我们一家七口分吃的一小碟炒鸡蛋。
平时积攒的鸡蛋要换盐换醋,换针头线脑。积攒多了还能扯点小花布——那是母亲给我们最大的诱惑和许诺。开学的时候鸡蛋的作用是买书、买本子、交学费,更不用说看望病人走亲戚了,哪里能少得了鸡蛋的功劳。所以,主妇们常常在需用鸡蛋的时候要猴急地摸鸡屁股,鸡难堪,人更做难。
那时候,一个家庭的大事小情几乎都能用鸡蛋解决。长期的生活经验使主妇们坚信:向当家的男人伸手,不如摸鸡屁股。鸡蛋的坚挺远胜于今天的美元,如果哪位经济学家要给当时的农村人讲高深莫测的“货币”知识,只消说货币就像鸡蛋,我想他们对货币的理解会与经济学家一样的深刻。
我们一家人正是怀着感恩之心,甚或崇敬的心情,怀念这样一只被我们叫作黑妞的老母鸡。八十年代初,我家的生活状况好多了,黑妞也已是鸡界里的垂垂老者。它陪伴我们度过了艰难的岁月,看着它乌黑油亮的羽毛变得零乱黯然,我们兄妹常抱它到柜顶卧卧,它一直喜欢在堂屋里徘徊,我们猜它一定很怀念年轻时的日子。
黑妞最终老死在柜顶,享年一十三岁。我们把它隆重地葬在了院里的杏树下。从此,我们家失去了勤勤恳恳的“劳模”,再也见不到它天天柜顶上岗、无私奉献的影子了,留给我们的只有大衣柜顶上那个因黑妞常年累月地下蛋而卧成的一个浅浅的坑——那是黑妞的身形。

白匪
比起黑妞来,“白匪”——我家的一只公鸡,简直就是一个十足的土匪和恶棍。
白匪长得高大威猛,一身雪白的羽毛,火红的鸡冠,每日里领着成群的妻妾,一副君临天下的派头,邻居家的鸡都怕它。单在鸡群里胡作非为倒也罢了,可气的是它连人也敢欺侮。
白匪常仗着它又尖又硬的弯刀一样的嘴欺软怕硬。哪只鸡要是觅到点好吃的,得赶紧跑到它的视线外,如果让它看到,不仅要抢走,还要被它狠狠地啄几下。它还里外不分,主子它也敢欺。每当母亲给我手里塞点什么好吃的,总要叮嘱我:就在我身边吃,不许跑远了,小心白匪。
等到我上学了,白匪就更肆无忌惮了,它常在我上学放学必经的门口围追堵截,以至吓得我每次上学放学都跟做贼似的四处瞄,等确信白匪没看到我才以百米冲刺的速度逃离,但往往白匪会幽灵一样悄悄地从某个角落里窜出来,让我汗毛竖立,魂飞魄散。我在前面疯狂的奔逃,白匪拍着翅膀在后面死命的追赶,成了上演在我儿时恶梦中经久不衰的镜头。
我都给吓成这样了,村里别的小孩子就更怵它了,所以常有大人领了小孩子来找母亲投诉,母亲几次想把白匪就地正法,可终下不了手。
“恶人自有恶人磨”。白匪终于等到了多行不义必自毙这一天。有一年冬天,快过年时,家里请来村里杀猪的刘屠夫给我家杀猪。不巧这刘屠夫得了口疮,嘴巴肿得高高的,因为疼,嘴里不断地“咝咝”得吸冷气,不时要用一团脏帕子擦拭流出来的加脓带血的东西。刘屠夫在擦嘴巴时,白匪以为刘屠夫吃什么好吃的,想从刘屠夫那儿口中夺食,虽然白匪平日里惧刘屠夫,但经不住嘴谗,几次跃跃欲试都被刘屠夫赶跑了。
杀完猪,母亲以肉臊子面款待刘屠夫,不知是面太香还是嘴巴疼,反正刘屠夫吃面的唏溜声引得我们兄妹都围在他身边。
白匪当然也来了,第一次没有得逞,第二次来的白匪似乎志在必得,趁刘屠夫沉醉在面香中不注意,白匪猛地一跃而起,又准又狠地在刘屠夫的嘴唇上啄了一家伙,想把刘屠夫正含在嘴里的面条抢走。我们只听得刘屠夫一声杀猪般的嚎叫,吓得赶紧闭上眼睛。待我们兄妹几个睁开眼时,只见刘屠夫那双宰杀了无数只猪的铁扇般的手里正握着白匪的脖子用尽全身的力气绞着、扭着,可怜的白匪(那会儿,我们真挺同情它)灰白的眼睛半闭半合,向我们投来微弱的光,那曾无法无天的尖嘴已悄然无声了,有大滴大滴的鲜血滴在它一身洁白的羽毛上,那是刘屠夫嘴唇上流出来的。白匪就这样生生地被刘屠夫给扭死了。
白匪当然不会有黑妞那样的待遇,烧了一锅开水,我们欢天喜地的拔了它的毛,美美的开了一次荤,那也是我第一次吃鸡。大姐用白匪尾巴上最大最长最漂亮的那些羽毛做了个鸡毛毽,算是对它最后的纪念。
从此,母亲就常拿黑妞和白匪来教育我们如何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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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曼,女,陕西三原县人,现居广州,中国中铁五局路桥公司纪委监察干部。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陆续在《陕西交通报》、《人民铁道报》、《铁道开发报》等各级各类报刊和文学平台发表散文、随笔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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